中國的水安全承受著國家工業化、城鎮化快速推進以及全球氣候變化的多方影響，傳統的治水理念和用水方式，已難以適應當下的發展要求。國家水資源“家底”面臨著保障十幾億人口的用水、撐起世界第二經濟體前行的艱巨使命，時代呼喚中國構建新型大國“水戰略”以應對“水困局”挑戰。

“傳統的水利發展方式已經難以適應新形勢。”水利部部長陳雷認為，要推進水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，實行最嚴格的水資源管理制度，加快實現從供水管理向需水管理轉變，從粗放用水向高效用水轉變。

新的“水戰略”，是現實發展的必然之需。為擺脫“水困局”，中國各地、各階層都在探索新型“水戰略”。

當前，一些地區存在著河湖水系連通不暢乃至隔絕的狀況，造成一些水資源調配能力不足，導致部分地區干旱頻發、洪水風險增大、水體污染加重。此外，考慮到中國水資源分布和人口、經濟發展不匹配的現實，連通河湖水系有望成為當前中國應對嚴峻水形勢的一項重要舉措。

破解“水困局”，連通眾多江河湖庫打造“活水中國”恰逢其時。陳雷表示，實施江河湖庫水系連通，是優化國土空間格局、增加水環境容量、改善水安全狀況的戰略舉措。

應對水安全，需要動員社會各階層力量參與治水。

“治污水、防洪水、排澇水、保供水、抓節水”，2013年，浙江全省啟動“五水共治”行動，全省污染最嚴重的浦陽江成為首個攻堅對象。

浦陽江污水整治是“五水共治”的例證。其中“共”是關鍵，浦陽江域全境共治，浙江省自上而下各級政府、有關部門、社會力量共同治水，官方、民間共謀“一盤棋”，浙江由此成為了全國鋪開共同部署、系統治水工作的一個縮影。

善用“市場之手”進行調節，將釋放水資源管理的內生動力。

2015年，北京房山區實施了農業水價綜合改革試點。過去農民澆地只收抽水的電費，現在改按方收水費，而且有用水限額。房山區水務局農水科科長于占成介紹，農灌結束后，對限額內節約的水量進行獎勵，限額內的水量每節約一立方米獎勵1元，由此大家的節水積極性都被調動了起來。

“水戰略”的落實，需要完善的水資源管理政策“保駕護航”。

2013年，國務院辦公廳發布了《實行最嚴格水資源管理制度考核辦法》。辦法將用水總量、用水效率、水功能區限制納污“三條紅線”控制指標和階段性管理目標逐級分解落實到省市縣三級行政區，各省區市建立由政府主要負責人負總責的行政首長負責制。

“‘三條紅線’能否真的成為‘高壓線’，還需要強化考核結果的運用，使考核與地方官員‘官帽子’真正掛鉤。”一些地方干部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說。

完善的水資源管理政策有賴于水權制度改革帶來的自我完善，中國現階段水權制度改革的兩大任務是水權確權和培育水市場。

而在推進水權制度改革兩大任務前，立著亟待破解的“三重門”：水資源這塊“蛋糕”怎么切？水權交易平臺如何搭建？政府角色如何定位？

水資源“蛋糕”雖誘人，“切刀”卻無從下手。水權交易可以讓水資源富集地區將節余的水資源賣出去，這不僅能解決缺水地區之苦，還能給賣方帶來經濟收益。然而，省際水量分配難以平衡，不同地域水質、水生態的復雜性，分配到基層的水權利益難以全面照顧等問題，始終困擾著水資源這塊“蛋糕”的合理分配。

法律法規缺失和交易機制不健全導致水權交易平臺搭建困難重重。目前中國涉及水權的法律不多，零星分散在水法、物權法和取水許可管理辦法中，相關涉水行政法規也缺乏可操作性。

水權制度改革中，政府的角色應當是監督者。政府必須在現有水資源監督管理制度基礎上，進一步建立健全適應水權制度的監管體系。改革前期，要同步開展水市場監管體系建設工作，這些監管制度需要同時有機融入水權交易過程。

完成水權制度改革兩大任務，破解“三重門”，需要的是國家系統發力治水。

“水與土地、山林不同，水是流動、循環的，水問題的解決必須遵循其流域性規律，在流域層次上建立山水林田湖是一個生命共同體的理念。”水利部水利水電規劃設計總院總工程師朱黨生說。

“水生態保護和修復，要從局部區域和河段向區域和流域尺度轉變，從傳統水利工程向生態友好型水利工程轉變，從行政推動向立法、技術及標準制約階段發展。”朱黨生表示，要嚴格水生態空間管制，留足河流、湖泊及河湖濱帶的保護范圍，開展退耕還濕、退養還灘等具體工作，構建一張生態水網體系。(執筆于文靜、王宇、熊爭艷，參與蔡敏、周楠、郭雅茹、吳鍾昊、劉羊旸、張煉)